不知道过去，就看不清现在，更找不到未来。

    长期以来，教科书教给我们的是，自秦讫清两千多年的中国社会是“封建社会”，自1840年到1949年的中国社会是“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”，并且也总是教我们肃清“封建”余毒，至今未息。这多年我自己读书，早已明白了中国历史上的封建社会乃是以西周为典型的分封建国、诸侯林立的那个社会，已经被秦始皇“废封建、置郡县”给终结了。秦朝不仅不是中国封建社会的开始，反而恰恰是中国封建社会的终结。

    许多朋友已经明白用“封建”二字概括自秦讫清两千多年的中国社会是大谬，然而却不知不叫“封建”二字后又该怎么叫，居然继续以“封建”书之，不求甚解，以讹传讹，冤乎枉哉！也有一些朋友干脆称之以“皇权专制”。窃以为“封建”二字固是大谬，“皇权专制”也大可商榷，须知自秦讫清历代虽然都是皇权最高，但皇权的集权程度却也相差悬殊，并且也不是全然不受制约的，纵然是皇权最为炽盛的清代，距“皇权专制”也还是有距离。

    那么中国历史自秦讫清的两千多年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社会呢？那就得具体的看一看，就其大端而言首先得剔除乱世，因为乱世实在是太乱了，已经无可言说。乱世往往发生在易代之际，往往半数以上的人口消亡，比如汉末唐末等，与其说是皇权，还不如说是匪权、乱权。这样的乱世也并不只是中国历史为然，翻开世界历史，全球各地的乱世较之中国也实在是有过之而无不及。

    就治世而言，皇权实际所及主要是在朝廷、京畿，再扩及地方大员。中国历史上的皇帝大多平庸无能，其智识能力也绝无可能管到太多。至于民间社会直接受皇权所干预的几可说是没有，普罗大众、芸芸众生的生活圈子无非是家庭、宗族、乡里，所受的抚育、约束、管教也无非是来自父兄、家长、族长、乡绅等，所受的规范制约大多是家法、族规、乡约之类，有所交道的官员也不过是保长、甲长之类，绝大多数的人终其一生连县官也不曾有涉，更遑论有涉皇权了。如此说来，将自秦讫清的两千多年的中国社会称作宗族社会、乡绅社会或宗法社会才最为切合实际。

    传统中国宗法社会的性质，不仅是自秦讫清为然，而是久远的多。父死子替、兄终弟及的世袭罔替是宗法制；真正是封建社会的周代，所分封的诸侯都是由近及远的亲族，是宗法制；汉武帝发布推恩令，诏令各诸侯王将封地逐级分封给子孙，是宗法制；婚丧嫁娶等风俗中的礼服、礼仪等依据亲疏和辈份有显著的不同，是宗法制；财产继承制度更是鲜明的宗法制。中国人自远古以来就有祖先崇拜的传统，浸透着宗法的内在精神；宗法精神的实质是血缘亲情，是生命的牵系，是天然的交集；宗法精神对中国社会的主导由古至今，无时不在。

    有朋友说：“宗族自治、乡绅自治被连根拔起了。”可以补充说明的是，关键是中国社会的结构改变了。自孔夫子开始，传统中国的教育一以贯之地以孔子开创的民间私学为主——为学统，成就了居于主导地位的、以天下为己任的士之群体。士之群体主导了自秦讫清两千多年的中国社会，不仅是主导着民间社会的民风民俗，而且历代政府也都是由士组成的士人政府，从这个意义上也可说自秦讫清两千多年的中国社会乃是一士人社会。

    士人社会的状况还可以稍微细致一些地说一下。汉代文献的载体主要是竹简和帛，魏晋以来纸本经卷才渐次发展，直到唐初书籍都是极其贵重的奢侈品，只以抄写方式流布，只一些豪门大族才拥有，并世代相传，因此形成了士族门第，较早的士族门第如东汉末年的袁绍即出身于“四世三公”之家（自袁绍曾祖父起，袁氏四代有五人位居三公，他自己也居三公之上，因之被推举为讨伐董卓的联军首领）；大的士族门第往往相传数百年之久，甚至远远超过朝代的长度，其门风门望极高，不惟领导群伦，而且也睥睨皇家；朝廷大员大多来自士族子弟，整个朝廷在相当程度上也不得不受士族的左右；自南北朝以至于唐初的士族高门为维护自身的社会地位，只与同等地位的高门交游通婚，虽帝王之家也不看在眼内；南北朝至唐初的皇室包括李唐在内，也都莫不以附会同姓望族以为高，附会同姓之显望蔚成那一时代之风尚。因此，由东汉至唐的中国社会大体可称之为门第社会。

    雕版印刷在唐代中后期渐次普遍运用，纸质书籍渐次向平民扩散，士族门第也逐渐走向衰落。宋代活字印刷的发明和普遍运用，使得纸质书籍在全社会流传更广，士族门第在宋代已经是消亡殆尽，对社会的影响不再。由宋至清的士人多是平民才俊的平地拔起，由宋至清的中国社会大体可称之为平民社会。

2019年5月27日